商、周以前,文字刚刚产生,虽然在书写上也存在有优劣的区别,但已无法考证了。南、北朝各家,就像春秋、战国时期的群贤诸子,趁着商、周的衰微,把学术的演变推向极致,“九流”百家,同时而出,尤如万马齐鸣,人才的奇绝,为后世所没有。自汉代以后,学者们都是恪守法度之人,论其主张,不见高深之理,论其才华,没有奇肆之思,比起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来,实在是相去太远,没有必要去总结他们。书法到了南、北朝,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各体的演变,都各造其极,奇伟婉丽,各种意态齐备,真是书法发展的顶峰期啊!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!到了唐代,虽然专门设有“书学”这个学科,士大夫们更是讲求。但唐人承袭陈、隋人的余风,不过仅得其一二遗法,却不能有所变化发展,其书一味地讲求结构,几乎就成了“布算子”。截鹤续凫,强求一致,整齐得太过分了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等人,古法虽未全失,但古人淳厚朴质的书风保留已不多,而当颜、柳相继出现后,古法则完全消失了。米芾讥刺颜真卿的书法为“丑怪恶札”,未免太过分。然而颜书出牙布爪,锋芒太露,不再有古人渊永浑厚的笔意。这就像汉宣帝用魏相、赵广汉等人一样,虽也能名实相符,做出成绩,但要想求得文帝时所用的张释之、张相如那种长者的谨厚风度,便没有了。即使是要想求得武帝时杂用的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卫青、霍去病、严助、朱买臣等人,使之各展其才,也不能办到。要不,以欧阳询的天赋,褚遂良的禀慧,而窦泉却定要低贬欧书为“不顾偏丑,大头深目,缩手缩脚,纠结缠绕。”指责褚书“画虎不成反类狗,为东施效颦,笔力浮薄,贻误后人。”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?唐代人的讲求结构,自然高于宋、明人,但如果将古人作为标准,用魏、晋人的书法来衡量他们,便就显得十分的薄弱了。学书假如从唐人入手,就会导致一辈子的浅薄,不会再有悟出古人笔法的那一天。古文学家认为,不严格划分古文和今文的界限,所学的古文辞句就不像古文。学书者如果想要学好书法,也请严格划清界限,是不能从唐人入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