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南第九(一)
南碑何以堪宝,作者以为,晋人因时风所使,文采风流,故书法以晋人为最佳好。然晋、宋而往,其书迹将绝,赖以所传者,多借助刻帖,而帖经屡翻,面目已非,故欲得南朝书法风貌,唯有求之于南朝碑刻。南人禁碑,碑刻流传绝少,片石只字,皆世希有,故曰南碑堪宝。
篇中作者对阮元《南北书派论》专以帖法属南派的主张,深为不满。指出:北碑中也有虚和婉丽的书风,南碑中也有戈铅森然的笔致,故“书可以分派,南北不能分派。”南碑始于吴,止于陈,所遗者虽只数十碑,而其间《封禅国山碑》之浑劲,《天发神谶碑》之奇伟,《谷朗碑》之古厚,皆世间罕有匹敌者;《葛府君碑》尤堪视为楷书的鼻祖;其余,如《郭休》、“二《爨》”、《嵩高灵庙》、《瘗鹤铭》诸名碑,都出于南朝。南碑书法之高妙,用笔之洒逸,魏碑犹有不及,隋、唐以下碑刻,自不待言矣。作者更以为,得隋一碑,可敌唐十碑,而得梁一碑,则可敌(北)齐、隋百碑。以此而论,岂有不“宝南”之理耶?
书以晋人为最工,盖姿制散逸1,谈锋要妙2,风流相扇,其俗然也。夷3考其时,去汉不远,中郎、太傅,笔迹多传。《阁帖》4王、谢、桓、郗5及诸帝书,虽多赝杂,然当时文采,固自异人。盖隶、楷之新变,分、草之初发,适当其会;加以崇尚清虚,雅工笔札,故冠绝后古,无与抗行6。王僧虔之答孝武7曰:“陛下书帝王第一,臣书人臣第一。”其君臣相争誉在此。右军、大令,独出其间,惟时为然也。二王真迹,流传惟帖;宋、明仿效,宜其大盛。方今帖刻日坏,《绛》8、《汝》9佳帖,既不可得,且所传之帖,又率唐、宋人钩临,展转失真,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10面目矣。而南朝碑树立既少,裴世期11表言:“碑铭之作,明示后昆12,自非殊功异德,无以允应兹典13。俗敝伪兴,华烦14已久,不加禁裁,其弊无已。”《文选》之任彦昇15《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》,卒寝不行16。以子良盛德懿亲17,犹不得立,况其余哉!夫晋、宋风流,斯文18将坠,欲求雅迹,惟有遗碑。然而南碑又绝难得,其有流传,最可宝贵。
书法以晋代人的最精妙,因为晋代人姿性洒脱,长于清谈,风流蕴藉,相互淘染,其时代的风气就是这样的。细考那个时候,离汉代尚不远,蔡邕、钟繇的真迹还有流传的。《阁帖》中收入的王、谢、桓、郗诸家族以及诸帝王的作品,虽然中间多有赝品混杂,不过属于当时的风流文采,所以自然也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。因为那时隶书刚刚演变出楷书,分书初初发展为草书,这时间都恰值让他们赶上了;加上他们又都崇尚清虚,精于书札,所以冠绝古今,谁也赶不上他们。王僧虔答宋孝武帝时说:“陛下书法为帝王中第一,臣的书法为人臣中第一。“他们君臣之间也在书法这个问题上相互争名誉。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偏偏出现在这个时候,是非常适时的。二王的真迹,流传下来的只有帖本,宋朝明朝的人,专门仿习二王,当然该他们大大的兴盛。现在帖的刻印越来越糟糕,《绛帖》、《汝帖》较好的拓本,现在已不容易得到,而且流传下来的帖本,又大都是唐、宋人“双钩”摹临的,加之一再翻刻,完全走了样,因为是不可以将后代子孙的面目,看作就是其祖先面目的。南朝碑树得非常少,裴松之在上给刘宋皇帝的书信中曾说:“立碑刻上文字是留给后代子孙看的,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勋绩和超异的德行,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。现在的习俗不好,做假的风气太盛,虚饰的东西太多,已经太久了,如果不加禁止限制,其敝病将为无穷。”《文选》载有任昉代范云写给皇帝的《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》,这件事被置在一边到最后也未见准。以萧子良那样的盛德,又是皇帝的宗亲,尚且不可立碑,又何况是其他的人呢?晋宋人书法的风采已近灭绝了,要想得到好的书迹,只有到遗碑中去找。但南碑又极难得到,如果有流传下来的,那是很值得宝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