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代坤《广艺舟双楫注译》卷二·本汉第七 (七)

鄧代昆《廣藝舟雙楫注譯》本漢第七(七)
鄧代昆《廣藝舟雙楫注譯》

本漢第七(七)

自桓、灵以后碑,世多附会为钟、梁之笔。然卫觊书《受禅表》确出于同时闻人牟准之言,而清臣、季海犹有异谈,况张稚圭乎?其《按图题记》,以《孔羡碑》为梁鹄书,吾亦以为不尔。夫《乙瑛》既远出钟前,而稚圭题为元常所书,则《孔羡》亦何足信欤?

以李嗣真精博犹误《范式》为蔡体,益见唐人之好附会。故以《韩勅》为钟书,吾亦不信也。《华山碑》后世以季海之故,信为中郎之笔,推为绝作。实则汉分佳者绝多,若《华山碑》实为下乘,淳古之气已灭,姿制之妙无多,此诗家所薄之武公、四灵、竟陵、公安,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。

《景君碑》古气磅礴,曳脚多用籀笔,与《天发神谶》相似,盖和帝以前书皆有篆意。若东汉分书,莫古于《王稚子阙》矣。

闻人牟准:三国时人。闻人,复姓。 张稚圭:张文瓘,唐学者。武城人,字稚圭。贞观中第明经,补并州参军。累官黄门侍郎,兼大理卿。卒谥懿。善书。尝于宋嘉祐七年(1062年)于《孔羡碑》后正楷题记云:“曹植词,梁鹄书。昔人评其书云:龙震虎威,气雄力厚,魏刻之冠。”同年,又尝于《乙瑛碑》后用楷书题记一行:“后汉钟太尉书。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。” 不尔:“尔”与“然”通,不尔即不然,相当于“不是这样”。 李嗣真:(?—696年),唐代书画家。柏人(今河北隆尧县西)人。博通诸艺,于诗、书、画类、皆有著述。尝因庾肩吾《书品》例,撰《书后品》一篇,收纳秦至唐之书家八十二人,分划十等各为评赞。著有《续诗品》、《续书品》、《续画品录》等。 武公:“武功体”,诗歌流派之一。为唐朝诗人姚合所创。姚合曾授武功主簿,世称姚武功。其诗多以个人生活及自我景物为内容,在质朴中求工巧,颇类贾岛。为宋代“江湖派”诗人所宗。 四灵:指“永嘉四灵”,南宋永嘉诗人徐照、徐玑、翁卷、趙師秀的并称。他们反对江西诗派而推崇贾岛、姚合的五言律诗。作品内容贫乏,意境狭窄。 竟陵:“竟陵派”,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。以钟惺、谭元春为首。他们反对拟古,要求抒写性灵,但又因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而流于艰涩。 公安:“公安派”,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。以袁宏道及其兄宗道、弟中道为首。主张文学要抒写性灵,企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束缚。

从桓帝、灵帝以后的碑刻,世人大都把它们附会成钟繇、王羲之的手笔。但是卫觊书《受禅表》的说法,确实是出于他的同时代人闻人牟准之口的,而颜真卿、徐浩都还持有异议,何况是张稚圭所说的呢?

张稚圭的《按图题记》,把《孔羡碑》指为梁鹄所书,我也觉得不可信。《乙瑛碑》既然早出在钟繇之前,而张稚圭还把它题作钟繇所书,那《孔羡碑》也一样,怎么能够相信呢?

李嗣真那样精鉴博学的人,尚误以《范式碑》为蔡邕手笔,这就越发可以看出唐人是喜欢搞附会的。所以把《礼器碑》指为钟繇所书,我也是不相信的。

《华山碑》因徐浩曾说它出于蔡邕手笔,后世人也就完全相信这种说法,并把它推崇为绝世之作。而在实际上,汉代分书的好作品是非常多的,至于《华山碑》实在只能算是汉分书中的下乘作品。

首先它缺乏淳古的气象,且又很少有佳妙的姿趣,这就象诗歌流派中所鄙薄的“武功”、“四灵”、“竟陵”、“公安”诸家,弄不明白他们是怎样获名于前代的。

《景君铭》书法高古淳厚,大气磅礴,拖脚处大都使用籀篆笔法,和《天发神谶碑》相似,大约和帝以前的分书都含有篆意。如果要说东汉的分书,没有比《王稚子阙》更古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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