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字之變流
1皆因自然,非有人造之也。南北地隔則音殊,古今時隔則音亦殊,蓋無時不變,無地不變,此天理然
2,當其時地相接,則轉變之漸可考焉。文字亦然。《漢志》
3稱《史籀篇》
4者,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,與《孔氏壁中古文》
5異體,則非劉歆偽體,為周時真字也。其體則今《石鼓》
6及《說文》所存籀文是也。然則孔子之書《六經》
7,藏之於孔子之堂,分寫於齊、魯之儒,皆是秦之為篆,不過體勢加長,筆畫略減,如南、北朝書體之少異。蓋時地少移,因籀文之轉變,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。觀《石鼓》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,王筠所謂“其、盤、災、敢、棄”,知文同籀法是也
8。
今秦篆猶存者,有《琅琊刻石》、《泰山刻石》
9、《會稽刻石》
10、《碣石門刻石》
11,皆李斯所作,以為正體,體並圓長。而秦權、秦量
12即變方匾,漢人承之而加少變,體在篆、隸間。以石考之,若《趙王上壽刻石》,為趙王遂廿二年,當文帝後元六年
13,《魯王泮池刻石》,當宣帝五鳳二年
14,體已變矣。然絕無後漢之隸也。至《厲王中殿刻石》
15,幾於隸體,然無年月,江藩
16定為江都厲王,尚不足據。左方文字莫辨,《補訪碑錄》
17審為“元鳳”二字。《金石萃編》疑為“保歲庶”等字,則“元鳳”固不確也。《金石聚》有《鳳凰畫像題字》
18,體近隸書,《金石聚》以為元狩
19年作。江陰繆荃蓀
20謂當從《補訪碑錄》釋為“元康”
21,則晉武帝
22時隸也。《鹿孝禹碑》
23為河平三年
24,則同治庚午
25新出土者,亦為隸,順德李文田
26以為偽作無疑也。《葉子侯封田刻石》
27為始建國天鳳三年
28,亦隸書,嘉慶丁丑
29新出土。前漢無此體,蓋亦偽作,則西漢未有隸體也。降至東漢之初,若《建平郭縣石刻》
30、《永光三處閣道石刻》、《開通褒斜道石刻》、《裴岑紀功碑》、《石門殘刻》、《郁閣頌》、《戚伯著碑》
31、《揚淮表記》
32,皆以篆筆作隸者。《北海相景君銘》
33,曳腳筆法猶然。若《三公山碑》、《是吾碑》,皆由篆變隸,篆多隸少者,吳《天發神讖》
34、猶有此體。若《三老通碑》
35、《尊楗閣記》,為建武
36時碑,則由篆變隸,篆多隸少者。
【注釋】
1變流:變,變化,演變;流,本指水的行動,引申為推移、變化,發展。如流為盜賊,流於形式。
↩
2天理然:天理,即天道,自然的規律。然,如此,這樣。
↩
3《漢志》:指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西漢班固撰。一卷。記先秦至漢以來書籍流傳,為最早的目錄學專著。
↩
4《史籀篇》:字書,傳為周宣王太史籀所著,為周代史官教育學童之用,系當時釐定文字之著作,共十五篇,今僅存《說文》中所引二百二十三字。“籀”之得名,或以為在人名,如許慎、應劭、張懷瓘之說則是;或以為在篇名,如近人王國維之說則是。籀之體,或以為即“大篆”,或以為與大篆不同,當名“籀篆”,或更以為當是“奇字”。王國維《〈史籀篇〉疏證·序》則言:“《史籀篇》文字,秦之文字,即周秦間西土文字也。”並創“戰國時秦用籀文,六國用古文”之說。
↩
5《孔氏壁中古文》:或稱《壁中書》、《科斗書》。漢許慎《說文解字·序》云“壁中書者,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《禮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”清段玉裁注:“以上皆古文,以其出於壁中,故謂之‘壁中書’,晉人謂之‘科斗文’。”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為孔子後人孔騰(或雲孔鮒)畏秦法峻急所藏。一般以為《說文》中所收“古文”五百一十字即以此為據,或又以為其實非古文,乃戰國時期變亂文字耳。其字如蝌蚪,因用漆所書故,漢代人目為上古文字,稱為“古文”,實誤。
↩
6《石鼓》:即《石鼓文》,秦代刻石,文刻在十塊鼓形石上。唐初被發現於歧州雍縣(今陝西鳳翔縣)。每鼓一首四言詩,十首為一組,記敘當時漁狩的情況,故又名“獵碣”。文為大篆,乃秦系文字的代表性作品,亦研究小篆來源的重要資料。書法高渾勁折、雄肆無匹,而又不失婉潤妍媚,端雅和凝,故被歷代書家奉為圭臬。現藏故宮博物院,漫漶泐損甚厲,其一鼓已滅磨無一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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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孔子之書《六經》:指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樂經》、《春秋》。或說《六經》中無《樂經》,附於《詩經》中,或說有《樂經》,而亡於秦焚書後。《六經》亦稱《六藝》、《說文解字·序》云:“孔子書《六經》,皆以古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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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王筠所謂“其、盤、災、敢、棄”:王筠(1784—1854年),清代文字學家。字貫山,號菉友,山東安丘人。道光舉人,嘗任山西鄉寧等知縣。博通經史,尤精於《說文》,學宗段玉裁、桂馥二家。著有《說文釋例》二十卷,《說文句讀》三十卷,以及《說文系傳校錄》,《文字蒙求》等。其於《說文句讀》卷三十中載有對桂馥之“大篆不施於書冊”語所作案語,以為:“此亦不盡然。今之書冊,因不知幾經改易,然‘其’、‘盤’、‘災’三字皆籀文,‘敢’、‘棄’二字亦由籀文小變之,‘邀’字見《禮記》,此亦有所承,非盡後人改用籀文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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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《泰山刻石》:亦稱《封泰山碑》。秦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年),始皇東巡泰山立。傳為秦相李斯書,小篆。石四面刻字,三面為始皇詔,一面為二世元年(前209年)詔與從臣姓名。書法嚴謹工整,通宛遒潤。傳世以北宋拓本為最佳,存一百六十五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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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《會稽刻石》:秦始皇三十七年(前210年)始皇五次巡行登會稽山(今浙江紹興東南),丞相李斯等為頌秦德而立。傳為李斯書,小篆。石佚,今傳為後人翻刻本。書法近摹本《嶧山碑》,而韻味稍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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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《碣石門刻石》:即《碣石頌》。秦始皇三十二年(前215年)始皇巡至碣石(今河北省昌黎縣西北),秦相李斯等為頌秦德而立。傳為李斯所書,小篆。石久佚,今所傳者為清嘉慶二十一年(1816年)重刻本,筆意全仿《嶧山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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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秦權、秦量:指秦時刻在權(稱砣)和量器上的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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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文帝後元六年:文帝,指漢文帝劉恆。後元,為文帝年號之一,後元六年即公元前15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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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宣帝五鳳二年:宣帝,指漢宣帝劉詢。五鳳,為宣帝年號之一,五鳳二年即公元前5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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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《厲王中殿刻石》:亦稱《甘泉山石刻殘字》、《江都厲王墓石題字》。無刻石年月,據清阮元、翁方綱等考為西漢厲王胥時遺物(前117—前54年)。清嘉慶十一年(1806年)被阮元得自江蘇江都甘泉山惠照寺階下。共四石:一石存五字,一石存三字,一石存四字,一石已一字不辨。書法以篆法作隸字,結字隨和古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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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江藩:(1761—1830年),清代經學家。字子屏,號鄭堂,江蘇甘泉(揚州)人。為惠棟再傳弟子。著有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、《隸經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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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《補訪碑錄》:即《補寰宇訪碑錄》共五卷。清書畫篆刻家趙之謙(1829—1884年)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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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《鳳凰畫像題字》:石在沂水鮑家山(山東南部沂河)崖壁。刻鳳凰畫像,旁有題字。隸書。石泐損嚴重,其間有字如“元狩”或釋“元鳳”字樣,故判為西漢時物,康氏又以為西晉時物。而近人馬衡卻提出:“其實元□等字與三月等字不在一處,決非年號”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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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繆荃蓀:(1844—1919年),近代教育家,目錄學家。字炎之,又字筱珊,號藝風,江陰人。光緒進士。歷淮安麗正書院教師、翰林院編修、江楚編譯書局主任等職。平生著述豐巨,主要有《續碑傳集》、《南北朝名臣年表》、《近代文學大綱》、《藝風堂圖書記》、《藝風堂金石文字目》、《藝風堂文集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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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元康:為漢宣帝劉詢年號,亦為晉惠帝司馬衷年號,但按下康氏又指為晉武帝時物,則又似當為“太康”而非“元康”了。
↩
22晉武帝:即司馬炎(236—290年),晉朝的建立者。字世安,河內溫縣(今河南溫縣)人。公元265—290年在位。
↩
23《麋孝禹碑》:亦稱《麋孝禹刻石》。清同治九年(1870年)被訪得於山東平邑。今藏山東省博物館。隸書二行,右行“河平三年八月丁亥”八字,左行“平邕侯里麋孝禹”七字。結字用筆均含篆意,無波磔,筆力挺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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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河平三年:河平。漢成帝劉驁年號之一,河平三年,即公元前2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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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李文田:(1834—1895年),清學者。字畬光、仲約,號若農,或作芍農。廣東順德人。咸豐探花,授翰林院編修。出任江西考官,同治間擢翰林院侍讀學士,嘗歸粵侍老母、主講於粵垣應華書院。復出任禮部左侍郎,出仕直隸學政。卒諡文誠。能書,篆隸豪放,為晚清名書家。著有《宗伯詩文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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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《萊子侯封田刻石》:康氏誤作“葉子侯”。又稱《萊子侯封冢記》、《天鳳刻石》。新莽天鳳三年(16年)二月刻。清嘉慶二十二年(1817年)發現於山東鄒縣臥虎山前,後移置鄒縣孟廟致嚴室內。隸書。七行,行五字,以篆法為隸。簡勁而無波磔,書風古拙雋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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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始建國天鳳三年:始建國,天鳳,均王莽新朝年號。三年,指天鳳三年,即公元1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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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嘉慶丁丑:即清嘉慶二十二年,公元181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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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《建平郫縣石刻》:又稱《建平郫縣碑》。西漢元壽元年(前2年)六月刻,碑稱“建平五年六月”者,實蜀道地僻不知已改元的原因所致。宋淳熙間出土於四川郫縣。碑凡二十九字,隸書。書法簡拙,亦屬以篆法作隸字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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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《戚伯著碑》:傳為宋嘉祐間在安徽宿縣發現。已久佚,流傳世間者皆翻刻本,書法不佳。隸書。東漢建和三年(149年)刻。行字數不等。有額,存“之碑”二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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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《揚淮表記》:摩崖書,在陝西褒城石門西壁。東漢熹平二年(173年)刻。隸書。七行,行二十五,二十六字不等。書法逸宕奇拙,頗似《石門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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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《北海相景君銘》:亦稱《景君銘》,在山東濟寧。東漢漢安二年(143年)八月刻。隸書。碑陽十七行,行二十三字;碑陰四列,列各十八行,只第四列為二行。有額,陽文篆書十二字。書法端整古雅。清孫承澤《庚子消夏記》云:此碑書法“方整有分法。王元美(世貞)稱之曰古雅,非溢美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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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《天發神讖》:即《天發神讖碑》,亦稱《天璽紀功碑》、《三段碑》。傳為皇象書。三國吳天璽元年(276年)七月刻。石原在江蘇江寧尊經閣下,清嘉慶十年毀於火。篆書。碑在宋時已斷為三,上截存二十一行,中截存十九行,下截存十行,凡存二百餘字。書以隸法入篆,變化雄奇,沈著痛快。清張廷濟《清儀閣題跋》云其書法“如折古刀,如斷古釵,為兩漢來不可無一,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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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《三老通碑》:即《三老諱字忌日記》。東漢建武二十八年(52年)五月刻。清咸豐二年(1861年)出土,今藏杭州西泠印社。隸書。四列,列四、五、六行不等,行七至九字不等。書法方拙雅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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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譯文】
文字變化,都是出於自然,不是人為造作的,南方和北方語言不同,古代和今天的語言也不同,因為事物無時無地都在發生變化,自然的規律就是這樣的。在時間相近,地區相接處去考察研究,那麼事物變化過過程是可以弄明白的。文字的变化也一样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上所說的《史籀篇》,是周朝時史官教學童的字書,和《孔氏壁中文》書體不一樣,可以看出不是劉歆造的那種假古文,而是周朝的正體文字。其字體就和現在《石鼓文》及《說文解字》中所保存的“籀文”體是一樣的。
但孔子所書《六經》“古文”,藏在孔子的宅內,分別由齊、魯兩地的儒生所書,卻都是秦小篆的寫法,只是將其體勢略微拉長,筆畫略微減省,就像南朝和北朝的海報一樣,相互間的差別不是很大。因為時地的變遷推移都不大,從籀字而自然變化出了小篆,李斯只不過是遵照秦國舊的用字習慣頒行天下罷了。細看《石鼓文》和秦小篆,不相同的地方沒有幾處,王筠所舉的“其”、“盤”、“災”、“敢”、“棄”等字,便可以知道其寫法是同於籀文的了。
現今還存在的秦小篆刻石有:《琅琊刻石》、《泰山刻石》、《會稽刻石》、《碣石刻石》,都是李斯所書的,為秦代的正體字,其體方圓兼並。而秦權、秦量上的字卻已變為方匾,漢代人繼承了這一點而略加改變,使生出一種介在篆、隸之間的字體來。根據刻石來考察,像《趙王上壽刻石》,是西漢趙王遂二十二年刻的,也就是在文帝後元六年(前158年),《魯王泮池刻石》,是西漢宣帝五鳳二年(前56年)刻的,字體已經發生變化了。但此間還沒有發現東漢時期的那種隸字。
到了《厲王中殿刻石》,幾乎已是成熟隸書體,但卻沒有刻石年月,江藩指定為文帝之弟江都厲王之物,但還沒有足夠的證據。其左旁的文字看不清楚,趙之謙《補寰宇訪碑錄》考定為“元鳳”二字,王昶《金石萃編》卻懷疑當為“保歲庶”等字,釋為“元鳳”二字定是不正確的了。《金石聚》上載有《鳳凰畫像題字》刻石,字體已近於隸書,書作者認為是西漢武帝元狩年間所刻,江陰繆荃蓀氏主張應該依從趙之謙《補寰宇訪碑錄》上的說法,釋為“元(太)康”,如果是這樣,便已是西晉武帝時的隸書了。刻於西漢成帝河平三年(前26年)的《麋孝禹碑》,刻的也是隸書,順德李文田氏認為,此碑不用懷疑也是個偽造品。
《葉(萊)子侯封田刻石》為新莽天鳳三年(16年)刻,也是隸書,不過西漢時沒有這種字體,多半又是偽造的。到了東漢初年,像《建平郫縣石刻》、《開通褒斜道石刻》、《裴岑紀功碑》、《石門殘刻》、《郁閣頌》、《戚伯著碑》、《揚淮表記》等刻石,都是用篆書筆法寫隸書的。《北海相景君銘》中,還保存著篆書的曳腳筆法。另像《三公山碑》、《是吾碑》,也都是屬於由篆書過度到隸書,篆意多而隸意少的那種字體,一直到了三國,吳的《天發神讖碑》,還保留著這種字體。至於說《三老碑》、《尊楗閣記》,都是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的碑刻,自然也當是屬於那種於篆書過度到隸書,篆意多而隸意少的字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