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秦篆轉變成漢隸,減省筆畫,變圓轉為方折,都是出於時代風尚的需要,是一種自然的轉變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·序》中斥今文經學說:“儒生們競相用解釋字意來闡明經義,說秦代的隸書,是倉頡時 書體。既是父子師徒代代相傳下來的東西,又怎麼能夠隨便改動呢?”這確也是漢代當時的事實。文字自倉頡以來,雖然代代都有所省減變化,但這種變化主要還是來自時代風尚的轉變,並非是有誰故意去改變的。

吾丘衍說:“崔瑗寫的《張平子碑》,都是用的隸字法,與《說文解字》上的字不相符合,但卻可以用於治印,因為它們全都屬於漢篆的寫法。”桂馥說:“《說文解字》中沒有的字,出現在繆篆中的則難以枚舉。繆篆和隸書相通,自成一體,本來就不能用《說文解字》來限定它。因為崔瑗所寫的那種隸書和《說文解字》中所沒有的繆篆,都是今文經學家們代代相傳下來的,都是些舊字舊體,所以其展轉變化的跡象是不難發現的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上卻說,秦代時才有隸書,是因為當時官獄之事日益增多,為了暫時追求簡單方便而造的,主要在徒隸中間使用。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又說隸書是程邈創造的。事實上,這兩種說法都是因為劉歆偽造古文,想貶低今文經學而編造出來的,以加重他對今文經學的羞辱。

其實,古代並無“籀、篆、隸”的稱謂,那時候僅僅叫做“文”罷了。造出這些名稱來加以抬高和貶低,實在是從劉歆開始的。況且我們從孔子的《五經》裡面,就找不出“籀、篆、隸”三字來,只有偽《周官》一書裡最多,都是從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上取用來的。《周官》中還有“卿乘篆車”的字樣,也是劉歆編造出來的。就是如此,“篆、隸”的稱謂通用於二千年中,到今天已是既成的事實,不可改變了。正因其使用時間之久,而要突然地來否定它,那是很少有人相信的。我這裡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證明我的觀點,今天我們所通行使用的楷書,興盛於三國、兩晉時代,但還沒有哪一個能指出它是誰創造的,那麼,由此便可以看出,文字的演變確乎是出於時代風尚的推移,而不是人為的去改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