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性喜好穷理,不愿意做没有用的学问,特别懒于写字,只是学个大概罢了。到后来又往于京城,经常逛游于碑帖作坊、店铺,日复一日地购买碑版帖本,于是尽看了秦汉以来以及南、北朝的各种碑刻,又大量观看了唐、宋时代的各碑刻,才知道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,各种流派分合的道理缘故,世世代代书体变迁的不同之处。湖州沈子培刑部,为当代的通人,他说我的书法在转折处多偏圆了,而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在转折处是不用圆笔的,我就用《郑文公碑》的转折来证明他说法上的错误,但我却因此而开始去细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,领悟出其方笔无一笔不写断的笔法,其横画必然平长,又有波折,我是从《朱岱林墓志》中悟到这些的。湖北的张裕钊孝廉,为曾(国藩)文正公的学生,他的书法高古浑穆,点画的起止转折都没有痕迹,而且意态特别地曲折多姿,其书中的神彩风韵,都是晋人和(刘)宋人的得意之笔,真可谓能够陶铸魏、晋,胎息宋、梁而化育齐、隋的书法大家,千余年来,没有人可与他相比。张氏的书法在我朝,就像戴震的经学,胡天游的骈文,龚自珍的散文一样,都属于特立独出的本领了。我得到他的书法,细审其落墨运笔,其笔画的中间必然折断,而笔画外围的墨迹却必然连接,转笔处必然提顿,用写方笔的笔法来写圆笔,落笔必然含蓄,用写圆笔的笔法来写方笔,所以其所写的露锋笔而实际上笔锋都能留住,其所用的涨墨实际笔画都能洁净,于是大大地领悟出了笔法。后又得到邓石如的楷书,书法苍古朴质,观看它们,就像面对商代鼎彝、汉代的玉器一样,确乎可视为《嵩高灵庙碑阴》的后继者。因为邓氏一生于《史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临写得最多,所以其书的气息规模,自然高古。总的说来艺术这个东西,唯有得气息是最难的,包世臣仅仅求之于点画之中,以为只要能做到点画的中截饱满,就是得了古法,其依旧是没有理解到古人的深意的。赵之谦学习北碑,也能自成一家,但其书气体薄弱,现在天下的人都在学北碑,而个个都柔弱绵薄,这个过失则当算在赵氏身上了。一般地讲,精于篆书的人善于写竖画,精于隶书的人善于写横画,精于行、草书的人善于写点画和用使转。极度熟练汉隶书和晋、魏碑刻的人,其书风胎息必然高古,我从邓石如的书法中看出这一点。邓氏书纯粹用古法,张氏则兼取唐宋人书风而熔铸陶冶,更当视为集大成的书家。阮元《南北书派论》上说,一定会有超群拔类的人出来领袖书坛,难道说的就是此人吗?我执笔用的朱九江先生的方法,为黎简、谢兰生二先生的正传;临碑用的包世臣的方法,就是包氏从邓石如那里学来的那一套。弄通了张氏的用笔法懂得如何下笔;在长期对南、北朝碑的学习中,则渐知其用墨的气韵胎格。遗憾的是,我的眼睛有神而手腕有鬼,眼、手的水平是不能相称的。如果将来有闲暇深下些苦功,或许是可以做到的吧?书法不过是一种小技艺罢了,本是不值得一谈是,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凡是要学一种东西,不下苦功夫去追求、创造,是不会有所得的,何况大学问大道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