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朝人大多精于榜书,知名的榜书家,在当时都是很显耀的。题洛阳宫殿门匾额的就有沈含馨、江式;题北京台殿楼观宫门匾额的,则有窦瑾、窦遵父子;北朝周天和年间,赵文深因题写宫门楼阁匾额的功劳,官拜赵兴郡守,并且每当有匾额须要题写的时候,总是还要请他转来,那时候对榜书的重视可谓到了极点了。所以榜书应该以六朝为标准。苏轼的榜书,安闲密緻,遗憾的是没有古人的洒逸之趣;米芾的榜书则跳荡倾侧,有失庄重,俨如孙寿的“堕马髻”,是不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;赵孟頫、董其昌的榜书,都失于单薄怯弱,就像闺阁中的闲雅女子,叫她们去拈花斗草,自然是妙丽可观的,但叫她们去举石臼,并要做到面不改色,就不是她们所能胜任的了。自元、明以来,精于榜书的人已非常少了,那是因为碑学不兴盛的原故。我所见到的榜书不多,只有朱九江先生所写的朱氏祖祠的匾额,用笔雄深绝伦,看后,就再也不觉得颜真卿的书法有什么了不得了。吴荣光中丞的榜书,神采雍容,气韵极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