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家第十五（一）
作者以为,远古时代的能书者,都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,《石鼓文》指为史籀所书,《延陵墓石》指为孔子书,都是“拟议”、“附会”之说而已。古人不署名的原因,是因为古人淳朴笃厚,不以“末艺偏长”而自夸的缘故。这种淳古之风,沿及汉、魏,到了六朝、署款好名的风气也不见盛行,诸如《张猛龙》、《爨龙颜》这样的名碑,也未署有书者之名,事实上一直到了隋代,好名的风气也是不见强烈的。而一到唐代,淳古之风坠灭,好名之风顿炽,发展到“片石只碣,靡不书名”的地步。以此,作者钩考出南北朝碑中有署名者,共得十六家,除去其中“疑难遽定”,“隶体不周实用”者外,将其中楷书能自成一体的列为十家,进行评述。
三古1能书,不著己名。《石鼓》为史籀作,乃拟议之辞,《延陵墓石》为孔子题,乃附会之说。秦诸山石刻2,虽史称相斯所作,亦不著名。盖风气浑厚,末艺偏长3,不以自夸也。沿及汉、魏,犹存此风,今汉存碑,其书人可考者,惟《武班碑》为纪伯允书;《郁阁颂》为仇绋书;《衡方碑》为朱登书;《樊敏碑》为刘惣书;《华岳碑》为郭香察书,或谓“察”者,察人之书,非人名也,或谓蔡邕书,然后人附会邕书太多,未必即邕也。《石经书》字体不同,自蔡邕、棠谿408 广艺舟双楫注译
典4外、《公羊》末有“臣赵陵、议郎臣刘宏、郎中臣张文、臣苏陵、臣傅桢。”《论语》末题云:“诏书与博士臣左立、郎中臣孙表。”《上尊号奏》钟繇书,《受禅表》卫觊书,《鲁孔子庙碑》梁鹄书,《天发神谶》皇象书,《封禅国山》苏建书,此外无考,降逮六朝,书法日工,而啖名5未甚,虽《张猛龙》之精能,《爨龙颜》之高浑,犹不自著,即隋世尚不炫能于此。至于唐代,斯风遂坠,片石只碣,靡不书名,遂为成例。
远古时代善书的人,其作品都不著自己的名字。说《石鼓文》是史籀写的。只是一种揣测,说《延陵季子墓碑》是孔子写的,也只是一种附会之说。秦代各山的刻石,虽然史书上称它们是秦相李斯所写,但也没有署名。因为当时的风气朴厚,像书法这类只是偏长于一面的小技艺,古人是不会拿来自我夸耀的,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了两汉、曹魏时代还保存着。汉代所存留下来的碑刻,其书碑人可以考出的,只有《武班碑》,是纪伯允写的;《郁阁颂》,是仇绋写的;《衡方碑》,是朱登书的;《樊敏碑》,是刘操书的;《西岳华山碑》,是郭香察书的,但有人说,“察”是察看他人字的意思,不是人的名字,又有人说它是蔡邕写的,不过后人附会为蔡邕写的碑太多,不见得就是蔡邕写的。《熹平石经》字体不相同,除了蔡邕、堂谿典外,《公羊传》后署有“臣赵陵、议郎臣刘宏、郎中臣张文、臣苏陵、臣傅桢。”《论语》后署有“诏书与博士臣左立,郎中臣孙表。”《上尊号表奏》是钟繇写的,《受禅表》是卫觊写的,《鲁孔子庙碑》是梁鹄写的,《天发神谶碑》是皇象写的,《封禅国山碑》是苏建写的,除此以外,便无可考查了。发展到了六朝时代,书法日趋精绝,但是好名的风气依然未兴起,即使是像《张猛龙》那样精能、《爨龙颜》那样高浑的作品,也不见书者署有自己的名字,就是到了隋代,书者也还是不从这些地方来炫耀自己的本领的。到了唐代,古人不好名的淳朴之风没有了,片石只碑,没有不落款署名的,就这样慢慢变成了常例。